序言[第1页/共1页]

1969年“五一三”事件产生后，以巫统为代表的马来人的政治安排职位变得更加稳固，与其相反，生命与物质方面忍耐庞大丧失，精力方面蒙受极大挫败的泛博华人则进一步沦于被安排职位，并在相称长的一段期间内，与其他非马来族群一道几近丧失了应有的政治参与权和决策权（当然必然的情势还保存着，真正的发言权却非常有限）。而后，马来西亚固然还保存着原有的族群政治格式（即族群党还存在），但是，族群协商（所谓的“协和式”民主政治）已根基不复存在，统统严峻决策以马来人政党――巫统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类背景下，对族群政治协商感到非常绝望的华裔族群，被迫尝试官方参政及反对政治渠道，并通过反对巫同一党独裁和实现民主政治来保护本族群好处，从而一度鞭策马来西亚两党制（国阵与替阵两个政党个人）的生长。但是，这并未影响巫统节制的国度政权操纵对其无益的政治情势，进一步采纳所谓的“扶弱政策”(affir)，制定并实施了全面晋升马来族群经济职位的新经济政策，再辅之以旨在异化非马来族群的国度文明等政策，马来人在大马国度中的安排职位终究全面构成了，即以巫统为代表的马来人今后不但把持了国度的政治机器，还节制了国度的经济命脉，安排了国度的思惟文明，华人等非马来族群的职位则每况愈下，由此而导致的马来西亚的“种族极化”也日趋加深。是以，新经济政策及其高度表现的土著至上主义，对马来西亚族群干系――特别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干系的影响及所带来的马来西亚族群制衡格式的窜改，是带有根赋性和绝对性的。当然，从马来西亚的将来生长角度而言，新经济政策期间似应被视为某种过渡，即这是去殖民地化、马来西亚本地化的一个过渡。亦有论者谓这是马来人的“第二次独立”，所说亦不无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