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大兴佛教[第1页/共4页]

四道场内除高僧羽士外，杨广又“盛搜异艺，海岳搜扬”，采集了很多艺僧。玄门玉清玄坛有徐则画像，佛教慧日寺亦有“张善果画壁”。教界凡“一艺有称”者，即“三征别馆”。如会稽永欣寺僧智果，工书法，气势瘦劲，冒昧难类。杨广闻其名，召入四道场，并批评他和智永的书法说：智永“得王右军肉，智果得骨”。僧法论诗文才高，杨广“召论入道场，晨夕赏对，王有新文颂集，皆共询谋”。杨广还在江都构造和尚清算佛经，在慧日道场内立“宝台经藏”，将汇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清算，“五时妙典，大备于斯”，共得四藏，“将十万轴”。杨广乃嫡亲身撰《宝台经藏愿文》。唐僧法琳记云：“平陈以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全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杨广的这些作为，为佛教的生长做出了庞大的进献，同时也使得当时南陈腐地的佛教权势融入大隋，使得南北佛教信奉成为一体，这对于隔阂已久大南北来讲意义严峻。

但是，除主持“受律仪法”外，智觊在江都并不参与别的佛事活动，事毕后他当即要求重返“故林”。杨广一向对峙请他留下，智觊竟“佛衣而起”，称“先有明约，事无两违”。杨广“不敢重邀，合掌寻送”，当夜，智觊即“出居城外禅众寺”，杨广无法，竟致“礼望目极衔泣而返”。智觊急欲西返，表白他不肯接管杨广政治上的节制，也表示出他孤傲倔强的本性和令人赞叹的胆量。杨广又让柳顾言“致书请留，待来年仲春，约至栖霞送别”，智觊因而在城外住了几个月。

开皇九年（589年）十仲春十七日，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起首向智觊致书，存问“道体何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杨坚又致书“敬问”。同年蒲月十九日，秦王杨俊再致书并“奉施沈香”，延请智觊前去江都。但智觊心存张望，直言拒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杨广移镇江都后，也很快“遣令人往彼延屈”，给智觊送来《初迎书》：“希能轻举以沃虚襟，伫望来仪不乖眷意”。迎书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觊为师，言辞非常诚心。杨广还命有司补葺禅众寺以供智觊暂住，而“愿健忘受施”，竭诚尽敬迎智觊来江都。

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道，与灭陈之时杨坚对江南教界的峻厉态度构成光鲜对比。时杨坚以江南佛教“十滥六群，滋章江表”，而“别降纶言，既屏僧司，宪章律符”。父子二人虽伎俩不一，但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目标倒是分歧的，都是要将江南教界的活动归于王朝的周到节制之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二记曰：礼以家僧，不属州县，迄于终历，征访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