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有所用，用中又学[第3页/共3页]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本身，才是稳着”。是以他非常正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动手工夫。以为中国的掉队，只是兵器设备和科学技术的掉队，他说：“本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善于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能够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劲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顺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觉得中国自强之本。”终究达到“庶几有事能够御侮，无事能够请愿”御侮自强之目标。

洋务活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活动固然终究还是以失利末端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乃至用的精力还是应当获得必定和赞美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活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前人”的。

因为鸦片战役，曾国藩开端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后步的熟谙。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流派敞开，戈矛兵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当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端死力倡导自强活动。

同治元年1862年蒲月，曾氏就构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惟。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动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本地之人，大家媚夷，吾固无能制之；大家仇夷，吾亦不能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