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名利，清名利[第2页/共3页]

曾国藩的妹夫家道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妹夫王待聘来京要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曾国藩感觉“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急，每见佐杂末秩了局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直言苦劝妹夫居乡节约保守，撤销外退隐进的设法。

他以为仕进就要忍耐很多的“不得已”，偶然也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肓不由衷的话，略不留意，本身就会成为权力图斗的捐躯品，还会累及亲人。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件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落空了一个满身而退的机遇。

豁达的不是表象而是胸怀；放下的不是金银而是隐患。这是具有豁达、淡泊的心胸的人最逼真的感悟。

他在给老婆欧阳夫人的信中也表达了近似的意义：夫人在家照顾浩繁的后代妇辈，事事都应立个章程。仕进不过是一时的事情，但是居家确是悠长的考量。若能节约持家，即便被罢官，家中也不失畅旺局面。若妄图热烈，不顾及家业，那么罢官以后就会有冷落气象。凡事有盛必有衰，不成不事前估计。但愿夫人能以此经验儿孙，常作无官时的筹算，不时谦恭俭仆，福泽悠长，我就很欣喜了。

人生当中，面对名利，安慰本身的最好体例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灰尘。看破人存亡是天然规律，既然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站在胜利上面。人生的兴趣另有很多，毫不是独一胜利的高兴光荣一种。

曾国藩插手了科举测验，考中了翰林，又参军，仕进。很多人能够对此恋慕不已，但是，他却奉告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奉告儿子，不成参军，不必仕进。

《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有为”，就是说人要平静、超脱。但是曾国藩很多年来的焦炙都是需求这些来对症下药。曾国藩明白，本身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安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了然他想“功成身退”的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服从清当局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