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之事，相伴终生[第1页/共6页]

3月11日的《日记》记录：“早餐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理学宗传》是曾国藩日记中所记录的最后读的一部书。

当时掌理天下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以外，曾国藩担负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比本身所任各部的事情特性，他用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朝的政情利弊、宦海风习、山川情势、民生痛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朝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势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天子之下诏求言而前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表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其宝贵的是，把它作为平生之事，相伴毕生。

曾国藩发奋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数浏览结束，而后便构成了每天点史乘十页的风俗，平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如许，自北京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汗青的爱好，为今后更加遍及地研讨一些学术题目，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历经验，参与管理国度和社会，打下了根本。以是，他厥后回顾本身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恰是中海内忧内乱交煎之时。曾国藩所体贴的，在外得了“英夷”，在内有承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以是，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碎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挑选性地浏览当代史籍，尽量把实际的题目讲求详确。以是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利用。厥后承平天国阵容大盛，曾国藩以一墨客出而致用，终能剿除洪、杨，普通人都引觉得异。但是我们只要晓得他十多年的京官糊口，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来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对峙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册本，是如何地筹办着对付事情，如何地体贴时务，如何地谦虚研讨，便可晓得曾国藩的胜利，毫不是幸运得来的了。

在曾国藩读书表率的树模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本身的思惟信奉，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此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几次地浏览了能够寻觅到的船山著作，特别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故意得体味，日记中均有记录。在他的保举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端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以后更加构成飞腾。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并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明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际办事。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多量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墨客”、“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初级将帅，很多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葚至成为清朝中心当局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船山、弘扬船山，明显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复兴将领，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乎大难。”这就充分辩了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甚么在兵马倥偬的烽火中，如此当真地研读、刊刻、倡导、弘扬<<船山遗书》的汗青奥妙。